第二七九章 齐国的文治_1635汉风再起 首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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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七九章 齐国的文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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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书和经卷一般都被收藏于修道院,但数量很少,也就几本书而已。直到大学的出现以后,欧洲才出现了面向世俗的图书馆,而这些图书馆的书籍也少得可怜。在13世纪中期,巴黎索邦神学院在当时是拥有欧洲最多的藏书,也仅仅超过一千册(卷)。为了防止珍贵的羊皮书被盗,这些书都用铁链拴着。

  与欧洲相比,中国的书籍和图书馆有一段可谓辉煌的历史。在官方,有西周的盟府,两汉的石渠阁、东观和兰台,隋朝的观文殿,宋朝的崇文院,明代的文渊阁等。唐以降,书院兴起,无书不成书院,极大地推动了藏书风气的兴盛。

  在大明时期,“郡县皆立学”,几乎每个官办学校都有“尊经阁”,15世纪中期,松江府学号称藏书万卷,而同一时期,剑桥大学图书馆只有122本图书,这在当时英国已算是很多了。

  其实,中国历代的图书馆其实就是藏书馆,这从老子时代就已经如此。印刷术出现之后,书籍实现了商品化,从官方到民间,藏书之风弥漫。

  不过,这些不论是皇家藏书楼,还是私人藏书楼,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其核心是“藏”,藏的目的,一是传与后代,二是保值增值,并不与阅读有多少直接关系。很多书只要进了藏书楼,就被束之高阁,与读者隔绝。书,只是一种秘不示人的古玩、古董和艺术品,而不是一种读物。

  这些藏书楼虽然保存了稀缺的书籍和知识,但它们也成为书籍和知识的黑洞,类似地主老财在地窖埋藏金银,其对公众阅读和社会启蒙并没有多大影响。

  藏书楼是家族化的典型产物,正如图书馆是社会化的结果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中国传统中只有家族,没有社会。历代皇家藏书楼号称“天子讲读之所”,阁门高悬圣谕“机密重地,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,违者治罪不饶”,而私人藏书楼同样戒备森严,如齐国陆战队于宁波掠取图书的天一阁就规定,“外姓人不得入阁”,更何论借人观看。

  书籍不是用来储存的,而是用来借阅的。公共性,是现代图书馆的最大特征,它不仅保持了传统图书馆的储存功能,更加偏重于知识的传播。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以阅读为中心功能,从而跳出了传统的知识特权和垄断,实现了书籍和知识的社会化和民主化。

  在齐国,汉洲本土和数个海外领地,囿于条件有限,目前只在建业城修建了文渊阁这座唯一的国家图书馆。但在各地府县城镇,许多中小学堂中却是建立不少小型图书室,藏书从数百卷(册)到万余卷(册)不等,除了供学堂里的老师和在读的学生阅读参考外,亦对普通民众开放,以此来促进了民智的提升。

  不论是古代的中国,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,人们读书普遍讲究“精度”,皓首穷经是读书人惯常的态度和做法。但是,相对而言,“博读”却更能启发民智,广博的知识和通达的见闻,会使读书人更自由、独立,甚至由此得到某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启蒙。

  启蒙与阅读都必须经由个人独立完成,因此社会的某种启蒙运动,其实也是一种阅读运动,一种解放思想的运动。不论是欧洲的先知,还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或者哲学家,他们灿若群星,以笔为剑,以书为刀,为近代(或现代)文明开光,为无数民众觉醒而启蒙。

  齐天作为一个来自未来的灵魂,要努力将陷入黑暗中的华夏民族重新带到光明的世界,为华夏民族继续保持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,深知启蒙民众,引导国民意识,建立民族概念,树立近代国家雏形,是一件多么艰巨而又非常有必要的事项。

  启蒙,是对人的文明驯化,是关于现代和民族的精神操练;没有启蒙,就永远不能从精神上进入近代(或现代),更不会有民族和国家的进步。一个未经启蒙的国家和民族,即使物质上实现了近代化,其精神也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纪(或愚昧时代)。

  不过,在齐国境内,所有的文化,所有的思潮并非都可以不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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