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三六章 大秦人的失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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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提及，“人生而有欲；欲而不得，则不能无求；求而无度量分界，则不能不争；争则乱，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，以养人之欲、给人之求，使欲必不穷乎物，物必不屈于欲，两者相持而长，是礼之所起也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可是，在考察和探究齐国发展历程后，却愕然地发现，他们何曾遵循《礼论》之言？

        在齐国，仿佛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事物都是反其道而行，极力践行“人惟求旧，器非求旧，惟新”。对任何能促进发展力的器物和方法，都在孜孜不怠地追求。

        戴梓最后还给出了一个论断，我大秦之所以落后于齐国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动机，而非缺乏能力，这是受限于社会总体环境，而并非由于我大秦子民天生才智弱于齐国人。

        这齐国人，曾经都是一些什么人呀？那都是从我大秦（大明）逃难过去的饥民、难民！

        我大秦要改革，要开启民智，要发展器物，更要全民崇尚科学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机器大行，则农工失业必重，然朝廷又将如何予以安置？”岳敬修沉默良久，喟然一叹，“我大秦自强之道，与齐国异也。齐国以商务为国本，我大秦以民生为国本；齐国之自强在器物与经商，我大秦之自强在爱民。齐国民数少，故用机器，而犹招揽我秦人以补人力之不足；大秦民数繁，故不轻言以用机器，穷民犹以谋生无路而多出洋之人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天下初定，则生齿日众，事事仰给人力，尚多游手坐食之人，再以机器导其惰，聚此数十百万游民懒妇，何术以资其生乎？四民之中，农居大半，男耕女织，各职其业，治安之本，不外乎此。倘若，机器渐行，则失业者渐众，胥天下为游民，其害不胜言矣！”

        当陪同的一名齐国官员听到戴梓提及能否在秦国仿齐国模式，殖兴机器，大力发展工商业，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时，却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，轻轻地回了一句：“你们的政治土壤，不太适合我齐国模式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戴梓闻言，愕然良久，随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        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贵而恶贫寒，每个人都是“利益最大化”的“经济人”，秦国人也不能免俗。

        司马迁曾曰过:“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绣文不如倚市门。”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，金钱权力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威胁，因此历代王朝统治者都极力打压商人势力，重农而抑商，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，以“均贫”削减贫富差距。“予之在君，夺之在君，贫之在君，富之在君。故民之戴上如日月，亲君若父母”，“利出于一孔者，其国无敌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观大秦治政，也未能脱离历朝历代之框架，对工商多少都存在打压和抑制之举。因为，商业毕竟是自由的产物，我天朝上国似乎自古便缺乏自由的土壤。

        数千年的发展历程，商人从来就不是社会的主流人群，每一个工商业者都必须面对“一个时刻都可能被官吏借口执行律法而强加掠夺”的王朝。强大的集权王朝管制和阻碍了商业统治集团的创立，在这种情势下，似乎只有下层商业，市镇店铺和集场能有效作业。

        像齐国这般“支持现代工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”，首先即与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相反，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另外，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大陆王朝的中央集权政治的特点是“产权不清晰”、“信息不对称”和“激励不相容”。当官吏们作威作福到无视律法，以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，所有人都在提心吊胆，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果王朝专制，君主暴虐，官场腐败，人们的财产随时都有受侵害的危险，那么，人们往往把资财的大部分藏匿起来，乡间地主和市间商贾的秘密地窖中积存的一个个巨大的银冬瓜，无不是对此最为直接的反应。

        权力，历来就是专制社会中最主流的法则。在这种权力为主导的社会中，基本不存在法律上的产权制度，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，人们更关注财富分配，而不是财富的创造。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只要进人官僚体系，就可以抢占他人的财富，这实际是激励人们去走掠夺性的道路，并在财富的分配上极尽钻研，而不是自己去努力创造更多的财富。

        相反，齐国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将人导向财富的创造，刺激每个人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，形成一种正向激励。

        大秦之弊，在于制度之困和人心之变，非一时之革新，便能涤荡清除。

        (本章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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